游击队长肖汝霖

肖汝霖，生于1920年，大邑县唐场人。1937年，肖汝霖在成都敬业中学读书，和进步同学汤尚修关系密切。在汤的影响下，他常阅读《星芒》《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讲步书刊，积极投入抗日爱国活动。

1938年秋，汤尚修约肖汝霖到新津县张场小学教书，校长赵家琼是中共支部书记，教师中的中共党员有傅承均、赵如坷、汤尚修等。从延安派回四川工作的中共党员刘家言也在这所学校当义务教师，中共成都市西北区委书记张黎群也常到该校活动。肖汝霖在党的培养下进步很快。1940年初，肖汝霖接受刘家言要他想办法“办个青年组织来进行活动”的任务，3月在唐场发起成立大邑青年学会。参加学会的有成都、崇庆、新津、大邑等地大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共七八十人，大家推选肖为会长。学会组织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政治形势，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进行抗日宣传。不久，学会又在成都以刘家言家为据点建立了分会。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党组织暂停发展。刘家言为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组建了青年救国社，肖汝霖被接收为社员。

1941年春，党组织决定要肖汝霖办个经济组织来安插革命同志和筹集经费，他利用其兄肖梓源(刘文辉部总务处主任)与马边县大竹堡地方实力人物廖学林相识的关系，到大竹堡办彝汉贸易社、青年建国垦社、彝汉小学。接着傅承均、赵家琮、李秋平等到大竹堡，肖汝霖和陈士英住在乐山搞联络。为了筹集在大竹堡开展活动的资金，肖汝霖变卖了自家的部分田产。

1944年前后，肖汝霖在成都开设中华股份有限公司，办《大道周刊》，这两个公开组织实际上是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点。抗战胜利后，肖汝霖在党的领导下为引导更多的青年走革命道路，利用大邑地区陈(少夔)、刘(文彩)两派的矛盾，于1946年春将大邑青年学会改为青年学会，从唐场迁到安仁镇，以刘文彩之子刘元龙为名誉会长，肖任理事长掌握实权。刘文彩妄图利用这支力量来与陈派抗衡，故在经济上予学会以支持。但当学会发展到有近千人的组织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刘文彩也觉得无法驾驭了，乃停止经费和收回学会的办公用房。1946年7月，刘家言传达上级党关于组织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布置肖汝霖等在大邑地区组建地下革命武装的任务。同年冬，肖汝霖、周鼎文组建了一支50余人的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1947年7月，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肖汝霖卖家里部分田产作为经费，在唐场筹建第二支有70余人的地下武装，并带队进入宝兴、懋功县。年冬，中共川康特委决定把大邑地区作为武装斗争的重点，11月吸收肖汝霖和周鼎文为中共党员。

1948年春，大邑和部分邛崃的地下武装统一组成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肖汝霖任主任兼队长。同年7月，武工委探得国民党军一支部队在邓睐县傅庵乡的武器库藏有可装备两个团的武器，决定12日在肖汝霖家开会，部署夺取武器的计划，准备夺得武器后就去攻打刘文彩的老巢。不料，内奸向刘文彩告密，刘文彩集结反动武装200多人，于7月12日晨围攻肖宅，地下武装反击后突围。8月，武工委主要成员在新津顺江乡开会总结“七一二事件”的经验教训。会议确定下一步行动:由肖汝霖、周鼎文率领武工队，甩开敌人，到川康边区整训;党的大部分力量留下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发展壮大党组织。武工队于9月中旬末到达天全县的象鼻子山。山上气候寒冷，油、盐、粮俱缺，生活十分艰苦。肖汝霖有时唱几句川戏，有时又编儿句顺口溜，以鼓舞士气。这支队伍上山不久，就被省保安、乡地方武装和郭保之匪部四面包围，既不能开展活动，又无生活来源，形势十分不利。武工队几个负责人研究决定，既要与党组织联系，又要设法打通一些关系，以便突破敌人的封锁。肖汝霖不顾自己已被通缉的危险，亲自下山去完成联系的任务，他和武工队员何宗友绕过敌人的封锁，于9月24日到达和他直接联系的王泗乡民盟盟员徐达人家。25日，肖汝霖与徐达人一道去找鹤鸣乡民盟盟员杨德孚和?江乡的党员牟家勋。2人行至凤凰乡龙坎门时，与郭保之一伙匪徒相遇而被捕。郭匪立即把2人送交安仁镇刘文彩。刘文彩在将两人送往县城途中将其阴谋杀害，并暴尸大邑县城南门城墙边。肖汝霖牺牲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