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袁斯尧

斯尧在1950年征粮工作中惨遭匪徒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虽已时隔39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处世为人，以及那种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诚精神，却长留在我的心里。

我与斯尧同赓，而且又是邻居，但因少年时代我在外求学，他失学在家，所以接触的机会不多。1930年，其兄袁普和参加广汉武装暴动失败，被捕入狱遇害。其兄身后留有进步书刊百余册，密藏家中。斯尧将此视为珍宝，常暗地潜心研读，从此受到进步思想熏陶，积极追求进步。他由于勤奋好学，知识日增，成为乡里颇受尊敬的青年。

1943年我从成都高中毕业回县，经人推荐，在桂林乡东岳庙小学谋得高小教员席位。斯尧因无学历，只得在家开设私塾，以微薄收入聊解衣食之困。其时，我俩常相约一起，回顾坎坷，纵谈国事，彼此对满目疮演的社会现实，都愁思百结，感慨万千。他那忧国忧民之情，追求进步之心，令我十分钦佩。

后来，我因抗议校方无理辞退教员何天奇一事无效，便愤然投笔，拂袖离职。因失业后的苦闷，我更常与斯尧一起谈古论今，抨击时弊，两人志同道合，观点默契。为了掌握更多知识，我提议再走升学之路，得到斯尧赞同。他经过一番努力，补上初中课程，终于以突出成绩考取华阳高级中学，我也考入四川大学学习。在成都求学期间，我们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斗争，目睹反动派对革命师生的残酷镇压，内心极为悲愤。我们毕业回县后，在地下民盟组织的指导下，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从事迎接解放的活动。

1949年12月27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新都，全县宣告解放。随后，县长宋锡九、副县长张毅也率领老区干部来县。先是由我在桂湖公园中山纪念堂同廉子英接洽，后同斯尧面见宋锡九和张毅，向他们汇报新都地方情势，并征得宋张的同意，由“读书会”同志主持于1950年1月1日召开全县各界人民庆祝新都解放的群众大会。为此，斯尧深入工厂、农村、街道组织群众参加，并负责保卫工作，因而使大会开得圆满、成功，充分表达了群众欢庆解放之情。（本部分何毅文）

（二）

1950年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同我们一起在原木兰乡搞征粮工作的斯尧，在区公所开完征粮工作队员和乡保长会议以后，他完成任务心切，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离开区公所，回保开会。在回保路上，途经繁阳村时，潜伏在该村白鹤林内的几个匪徒，突然跃出，拦住了斯尧的去路，趁他措手不及时，夺去了他的手枪，塞住了他的口，把他绑到皇恩寺山脚下残酷地杀害了。

不幸的消息传来，征粮工作队长段文广立即报告了县上，并派人叫来了原该乡副乡长张声明。段队长严厉地对他指出:“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限期给我交出凶手。”吓得张副乡长顿时浑身打颤，语无伦次。队部赓即又派人配合县上，对此要案展开侦破。事隔两天，烈士的遗体从皇恩寺山脚下的黄泥土里挖出抬回来了。段队长立即召开了全队紧急会议，对斯尧的后事进行安排，并派人作好斯尧家属的工作。为寄托同志们的哀思，组织决定在桂林乡正因寺学校内召开追悼大会，并隆币安葬烈士遗体。当时派我到县城给烈士买棺木和裹遗体用的白大绸。我带领七、八个农民兄弟，连忙赶到县城买好棺木和白大绸。夜已很深了，南城日值勤的解放军同志已不让行人随便进出了。我又转身到县委会找到县委书记宋锡九说明情况，宋书记亲笔写了张字条，我交与守城的战士后，才得以通行。

次日上午，在正因寺小学的礼堂上，烈士的父亲用木盆盛着熬热的柏桠水，给他殉难的儿子擦洗身子时，我们才见到烈士的背部和腹部露出几处枪弹孔，有的弹孔还和水淌下鲜红的血液。烈士的父亲悲痛难忍，含泪硬咽，同志们见此惨状，无不义愤填膺，更加激起对土匪的无比仇恨。擦洗完后，用白大绸裹好烈士遗体，装硷入棺，进行了隆重的安葬。

在正因寺开追悼大会这天，县上有关领导亲临悼念，并讲了话，还为因公殉难的袁斯尧烈士献了花圈。第三区征粮工作队所辖的原木兰、太兴、永兴、桂林四个乡的全体工作同志和乡农民代表也参加了追悼大会，并分别送了花圈和挽联。在隆重的追悼会上，县委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提高革命警惕，团结广大群众与阶段敌人斗争到底，为广大农民的翻身事业努力工作。不久，我县专政机关即将杀害袁斯尧的首犯保长严向荣和保队副包文明开庭审判，执行枪决，为死难烈士报了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