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读后感(2)
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一性一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一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一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一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一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一子。”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促成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巨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谈到后一个时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一切问题的内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内部力量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一种制度存亡的决定一性一因素，如果真要考虑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仅仅只是在它快要断气之前给予它致命一击。”